她是写《延安颂》的红色才女,与大特务沈醉相恋,至死不知其真实身份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
1938年4月,一曲《延安颂》在红都延安大街小巷传唱着,这首抒发革命豪情的歌曲,倾诉着革命青年的心声,鼓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
这首壮丽的颂歌,成为延安时代的象征。
让大家想不到的是,这首《延安颂》的词作者竟然是一名年仅20岁的姑娘,她叫莫耶。
来源:《历史与人物》 编辑:小希
豪门才女露锋芒
1918年2月,福建安溪县长陈铮喜得千金,取名陈淑媛,也就是莫耶。说起陈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豪门,莫耶祖父陈纲尚为旅缅华侨,著名的建筑商,祖母是缅甸人,故而莫耶身上有着四分之一的缅甸混血。
1907年祖父陈纲尚带全家回国定居福建安溪。父亲陈铮回国后早年当过教员,后成为安溪民军首领之一,曾任东路讨贼军暂编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安溪县长、驻闽海军陆战队团长,少将,莫耶也算得上是豪门富家女。
在莫耶出生后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她生活的时代正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壮大、高潮和转型期,她沐浴着“五四”的新风成长。莫耶自小有主见,敢于挑战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丰裕的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宠爱,使得莫耶自小少受约束,她慧敏好学,出口成章,是公认的才女。
随着年龄的增长,混乱的时局与父亲所代表的封建伦理核心之一“父权”成为莫耶思考和反抗的对象。她偷偷作文讽刺父亲纳妾,同情被冷落的原配母亲,关注腐败黑暗的现实。
1932年,14岁的莫耶随父亲移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在国文老师、中共地下党员陈海天的帮助下,大量阅读国内外进步著作,使她在尚且年幼的心里种下了向往革命与光明的种子,思想日趋激进很快莫耶已不满足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开始将自己所思所想诉诸于笔端。
自第一篇习作《我的故乡》发表于《厦门日报》上后,她写作热情大增,期间写下多篇文章,投稿刊物还包括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创办的民办进步期刊《女子月刊》,作品多被采用。
1933年底,莫耶随老师陈海天组织创办左倾刊物《火星》旬刊,其第一篇关注社会底层的小说《黄包车夫》,就发表在《火星》创刊号上。然而好景不长,莫耶藏在家中的部分《火星》刊物不久被父亲无意发现。正任福建讨逆军第七路副司令的陈铮生怕引火烧身,大为震怒,不仅烧掉刊物严厉斥责莫耶,还关了她的禁闭。
父亲的专制和《火星》遭受的厄运激起了她反抗黑暗现实的激愤之情。1934年秋,莫耶去信求助《女子月刊》得到应允后,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前往上海。
奔赴上海遇初恋
莫耶到上海后,化名白云,在《女子月刊》当校对、编辑,还一度任主编。繁忙工作之余,她仍坚持创作,出版了第一部独幕剧集《晚饭之前》,在圈内小有名气。出众的才华和俊俏的外表使莫耶很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深受“五四”熏陶的她,也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
1934年,年仅16岁的莫耶与自己的初恋偶然邂逅,他是一名年轻的记者,叫陈仓,陈仓年轻帅气、莫耶美丽多才,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人爱河。
但她不知道的是陈仓并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名叫沈醉,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军统3号人物。
沈醉
沈醉,祖籍江苏扬州,1914年生于湖南湘潭。幼年在家乡上私塾,15岁考上长沙辅仁中学。初中尚未毕业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因沈醉带头组织上街游行而被学校开除。
为了谋求出路,18岁的沈醉于1932年秋,独往上海,投奔任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上海特区区长的姐夫余乐醒,担任交通联络员。
沈醉仪表堂堂、机敏过人,且身手不凡。被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所赏识,1933年被提拔任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为了掩护自己干特务的秘密身份,沈醉化名“陈仓”,并假借“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1934年底,沈醉又增加了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的公开身份。
沈醉从小在母亲的教诲下,学会谨慎做人。其烟酒不沾,在外人面前就是一“正人君子”。同时,他还在唐诗宋词方面也有些功底。加上沈醉同时具有“记者”和“军人”的双重身份,也令涉世不深的莫耶对这位年仅20岁的“少校”颇有好感。
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一有空,两人便相约一起看话剧、畅谈文学和诗词,两个年轻人因此迅速坠入爱河。
对于同时被丘比特箭射中的两人来说并不对等。因《女子月刊》为进步刊物,早就是沈醉的盯防目标,因此沈醉对莫耶是知根知底,而莫耶根本不知道沈醉是特务的真实身份。
莫耶与沈醉两情相悦的恋情却同时遭到沈醉上司和家庭的重重阻挠。
第一个阻挠的竟是军统局长戴笠,戴笠十分赏识沈醉的才干,一直着意培养并委以重任,因而对于这位年轻人的一举一动也分外注意。沈醉与莫耶相恋很快被戴笠获知,戴笠专门派人探查莫耶家世背景。在戴笠眼中,军统成员的家属必须是清白可靠的,否则容易策反军统成员成为对方的卧底,对于沈醉这样的骨干更应注意。虽然莫耶出身地方望族,其父也是国民党少将,但莫耶本人思想左倾激进,同事、朋友也多是文艺界进步人士,因而极不可靠。
戴笠
所以当沈醉向戴笠申请结婚时,被后者断然否决:“不行!和她这种人交交朋友,利用利用她,还可以。干我们这行的人,要找上这样的老婆,那以后的麻烦可多了!”
第二个反对者来自沈醉母亲,沈醉父亲早逝,他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其母曾加入过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并写得一手好诗词。按理沈母也曾追求向往革命并且知书达礼,对依稀有自己影子的莫耶极为喜爱才对。但事实上其母在选择儿媳上尤为封建,仍以恪守妇道、三从四德等旧道德为准则,在见过几次新女性莫耶后,对在外抛头露面、一心追求自由和革命的莫耶大为不满。她严厉的警告沈醉,不能找这样的女孩子做老婆。
对于受“五四”开化的一代,来自封建伦理、家庭长辈的阻挠只会成为青年追求个人幸福的注脚,外界的阻力反而更易拉近两人的距离。
莫耶和沈醉感情经过一段时间沉沦后,因沈醉受伤再度出现转机。一次沈醉在抓捕进步人士的行动中,意外摔下楼,身受重伤,左眼差点完全失明。不明真相的莫耶得知情况,回到沈醉身边,无微不至的照料其生活起居。
于是,沈醉对母亲和戴笠的反对置若罔闻,干脆和莫耶同居起来。一年后,莫耶为他生下一子,沈醉欣喜异常,但毕竟顾忌母亲和戴笠的意见,于是借此机会想劝其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出去工作。
但莫耶很干脆地拒绝了,她直率地说道:“那不行,想把我关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靠男人生活?我办不到。如果那样的话,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能不工作。”
无奈沈醉只好将孩子托给一个姓苏的部属代为抚养,莫耶回杂志社继续上班。
为了理想赴延安
彼时,日本妄图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然暴露,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不绝于耳,各地纷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莫耶也积极奔走,在1936年11月至次年5月期间,特意回家乡福建组织创办抗日妇女识字班,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思想,号召妇女抗日保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刚刚回到上海的莫耶立即加入“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担任编剧和文字宣传。
此刻,沈醉也接到戴笠的命令,将率领一潜伏组秘密进入日本人集居的虹口区,收集日军情报。临行前,沈醉想对莫耶的生活做些安排,便打电话约莫耶去黄浦江边,一个他们谈情说爱时常去的地方。
两人刚刚见面,莫耶的一番话令沈醉大吃一惊,“我们一起去延安吧!”
随着淞沪会战爆发和国民政府对进步人士爱国活动的刁难,陕甘宁边区以其光明和民主成为众多热血青年向往之地,莫耶所在“第五队”想转至西北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寻机前往延安。
莫耶自然想让沈醉随她同离开,却不知此举让沈醉陷入窘境。因为沈醉真正职业是捕杀危及蒋氏政权的共产党人及反蒋人士,眼下让他前往延安,岂非自寻死路?沈醉立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并竭力劝阻莫耶也不要去。
但莫耶坚持要去延安,见莫耶去意已决,万般无奈的沈醉道出了不能前往的苦衷,希望得到莫耶的理解并打消去延安的念头。
莫耶与沈醉虽然平时在一些观点认识上有着很大分歧,但令莫耶万万想不到的是,一个曾经与自己共同生活了近三年的亲密恋人,竟然是个特务,一个迫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莫耶脸色苍白,深深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想不到竟是这样!”说完,扭头就走,消失在茫茫人群中。
莫耶深知眼下去留与否,并不是感情隔阂,而是信仰立场的根本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说追求个性自由、追求妇女解放是其原来的人生目标,那么现在则代之以改变社会弊病、追求民族解放。她毅然选择了放手,独自跟随“第五队”前往延安。
不久,沈醉得知莫耶已经去了延安。无奈之下,只好将儿子送给那家人改做养子。多年后,沈醉将这个孩子送去读航校,1949年这个孩子随校去了台湾,从此音信全无。
延安一曲传天下
1937年10月,莫耶顺利抵达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人生新的一页。当时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多以改名来表“新”革命,她也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莫耶(即莫邪)”,意思是做人就要像鲁迅《铸剑》书中描写的那把锋利宝剑。
到延安后,莫耶和演剧五队的队员们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延安“平等的人际关系,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学习风尚”,深深地吸引了年仅20岁的莫耶,她“走路想跳,开口想唱”。
1938春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莫耶从抗大调到鲁艺第一期戏剧系学习。1938年4月,鲁艺的同学们出了北城门,爬上半山坡,望着城里出来的一队队抗大的同学和战友,听着他们的歌声和口号,莫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音乐系同学郑律成正站在她的身边,看着莫耶激动的样子,就说:“给我写个歌词吧。”
郑律成这么一说,引发了莫耶孕育已久的满怀激情。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夕阳正照耀着山上的宝塔,清澈的延河水,圆圆的月亮正在冉冉地升起。这一切清丽的景象,在莫耶眼前形成了一幅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场面!
宝塔山
她急急抽出笔,把满腔的激情倾泻在小本子上:“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莫耶一气呵成把歌词写好后,写上题目《歌唱延安》,交给郑律成,郑律成看过后,高兴地拿起了!
几天后,在延安礼堂举行的一次晚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歌唱延安》,由郑律成和女歌唱家唐荣枚男女声合唱。莫耶坐在礼堂边上,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想听听观众、特别是毛主席和其他首长们的反应。唱完后,毛主席高兴地鼓起掌来,其他首长们和群众们也热烈地鼓起了掌。
第二天,宣传部门的同志来要《歌唱延安》的歌曲。不久,学院的拿来一张铅印的歌片给莫耶,歌名已改《延安颂》。问她对题目这么改有什么意见,莫耶高兴得跳起来说:“题目改得好!叫《延安颂》好!”
诞生在巍巍宝塔山下、滔滔延河之滨的《延安颂》,是莫耶献给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曲心灵之歌,她倾诉着革命青年的心声,鼓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
这首壮丽的颂歌,成为延安时代的象征。这首歌,带着无数革命者崇高的理想和信念,飞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唱响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歌。
莫耶的名字也随之响彻大江南北。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唱着它,奔向圣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把一腔热血献给新中国的解放事业。
1938年冬,莫耶随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奔赴晋绥抗日前线,任战斗剧团编剧。在此,莫耶编写了大量的歌剧、话剧,用文艺武器为抗战作出贡献。因此,被贺龙称之为“120师最出色的女作家”。
各自安好成传奇
再说沈醉,由于他精明能干,二十八岁时,就当上了戴笠直管下的总务处长,最后成为有少将衔的高级特务。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并逐步成长为地位仅次于毛人凤的军统3号人物。
1938年底,他被派往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在临澧特训班上,他认识栗燕萍。栗燕萍也是湖南长沙县望族之女,叔祖父栗康时,曾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她从小就被母亲送进长沙城唯一的寄宿学校,读书,受教育。
后来,栗燕萍考入胡宗南所创立的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1938年初,转入了湖南常德的临澧特务训练班。栗燕萍就是在训练班当学员时,被该训练班教官沈醉所看中,猛力追求,双双坠入爱河。
按照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规定,作为学员的栗燕萍是不准谈恋爱的,发现后必受严厉惩处。因为沈醉已升为训练班的副主任,另有姐夫余乐醒的关系,终得戴笠默许。更多好文,请戳“从老故事里,读到那个峥嵘年代”。
1938年10月,栗燕萍从临澧训练毕业,分配到军统长沙站情报组当情报员,成为职业女特务,并与沈醉结婚。婚后栗燕萍不再工作,靠沈醉养活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并为沈醉生养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上空坠机身亡,毛人凤接任军统局长,他将沈醉安排到云南,出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少将专员。
1949年12月,沈醉被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在此期间为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有当时在重庆执行完大破坏任务后逃至昆明等候飞去台湾的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等。
后来沈醉被卢汉当成被俘战犯,囚禁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云南解放后被转移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战犯管理所,后同转去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失去沈醉这个保护伞的栗燕萍,移居到香港居住,在沈醉断绝音信一年之后,栗燕萍便在香港改嫁。栗燕萍与沈醉所生的子女先后去了台湾,只有一个女儿沈美娟回到了新中国。
1960年,沈醉在北京获得特赦,即向香港去信和托人传话,希望栗燕萍再回到他的身边了,但换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
沈醉于1965年8月,与40岁的天主教堂修女杜雪洁登记完婚,这即是沈醉的第三次婚恋了。
虽然沈醉经历过三次婚姻,但令沈醉最为念念不忘的还是莫耶。当年,他被派往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时,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寻人启事,寻找莫耶下落。莫耶很快和沈醉取得联系并开始通信,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延安需严加排查敌特,戴笠也反复告诫特训班师生不得与延安亲友通信。
沈醉在信中多次提及希望莫耶离开延安重续旧情均遭拒绝,俩人不久便中断书信往来,从此人各天涯,沈醉才娶了栗燕萍。
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调回延安,不久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总编辑,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她与李克农的外甥、《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1955年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
1986年,莫耶在兰州军区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但她至死都不知道她的初恋、并与其育有一子的沈醉是军统3号人物的真实身份。
那么,沈醉是否知道当时在上海的初恋“白云”就是莫耶呢,当《延安颂》传遍大江南北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莫耶就是自己的初恋白云。
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有人找沈醉佐证莫耶在上海时是否加入特务组织。沈醉当即否定了,也就是这次,沈醉才知道自己的初恋情人是改名后的莫耶。
当年,沈醉除了对莫耶隐瞒了自己真实的姓名和身份外,单就其对莫耶的情感而言,应当说是诚挚的。
正如沈醉在著作中所写道:
“在我内心最深处始终铭刻着她那可爱的身影,始终不得不钦佩她的人格和意志,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杰出女子。”
当沈醉得知莫耶去世时,便在日记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40多年前的知心,一别之后竟成永决,而未能再见一面。一想到上海分手时的情景,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沈醉发自内心,对莫耶迟了半个世纪的真诚道歉。
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的起义通电签字,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缴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他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在莫耶去世10年后,1996年沈醉在北京去世。
莫耶出身豪门,与国民党特务沈醉有婚恋;投奔延安,创作出红色经典,莫耶的人生历程令后人感慨唏嘘。
著名作家杜鹏程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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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专制和《火星》遭受的厄运激起了她反抗黑暗现实的激愤之情。1934年秋,莫耶去信求助《女子月刊》得到应允后,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前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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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年仅16岁的莫耶与自己的初恋偶然邂逅,他是一名年轻的记者,叫陈仓,陈仓年轻帅气、莫耶美丽多才,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人爱河。
但她不知道的是陈仓并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名叫沈醉,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军统3号人物。
沈醉
沈醉,祖籍江苏扬州,1914年生于湖南湘潭。幼年在家乡上私塾,15岁考上长沙辅仁中学。初中尚未毕业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因沈醉带头组织上街游行而被学校开除。
为了谋求出路,18岁的沈醉于1932年秋,独往上海,投奔任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上海特区区长的姐夫余乐醒,担任交通联络员。
沈醉仪表堂堂、机敏过人,且身手不凡。被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所赏识,1933年被提拔任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为了掩护自己干特务的秘密身份,沈醉化名“陈仓”,并假借“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1934年底,沈醉又增加了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的公开身份。
沈醉从小在母亲的教诲下,学会谨慎做人。其烟酒不沾,在外人面前就是一“正人君子”。同时,他还在唐诗宋词方面也有些功底。加上沈醉同时具有“记者”和“军人”的双重身份,也令涉世不深的莫耶对这位年仅20岁的“少校”颇有好感。
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一有空,两人便相约一起看话剧、畅谈文学和诗词,两个年轻人因此迅速坠入爱河。
对于同时被丘比特箭射中的两人来说并不对等。因《女子月刊》为进步刊物,早就是沈醉的盯防目标,因此沈醉对莫耶是知根知底,而莫耶根本不知道沈醉是特务的真实身份。
莫耶与沈醉两情相悦的恋情却同时遭到沈醉上司和家庭的重重阻挠。
第一个阻挠的竟是军统局长戴笠,戴笠十分赏识沈醉的才干,一直着意培养并委以重任,因而对于这位年轻人的一举一动也分外注意。沈醉与莫耶相恋很快被戴笠获知,戴笠专门派人探查莫耶家世背景。在戴笠眼中,军统成员的家属必须是清白可靠的,否则容易策反军统成员成为对方的卧底,对于沈醉这样的骨干更应注意。虽然莫耶出身地方望族,其父也是国民党少将,但莫耶本人思想左倾激进,同事、朋友也多是文艺界进步人士,因而极不可靠。
戴笠
所以当沈醉向戴笠申请结婚时,被后者断然否决:“不行!和她这种人交交朋友,利用利用她,还可以。干我们这行的人,要找上这样的老婆,那以后的麻烦可多了!”
第二个反对者来自沈醉母亲,沈醉父亲早逝,他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其母曾加入过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并写得一手好诗词。按理沈母也曾追求向往革命并且知书达礼,对依稀有自己影子的莫耶极为喜爱才对。但事实上其母在选择儿媳上尤为封建,仍以恪守妇道、三从四德等旧道德为准则,在见过几次新女性莫耶后,对在外抛头露面、一心追求自由和革命的莫耶大为不满。她严厉的警告沈醉,不能找这样的女孩子做老婆。
对于受“五四”开化的一代,来自封建伦理、家庭长辈的阻挠只会成为青年追求个人幸福的注脚,外界的阻力反而更易拉近两人的距离。
莫耶和沈醉感情经过一段时间沉沦后,因沈醉受伤再度出现转机。一次沈醉在抓捕进步人士的行动中,意外摔下楼,身受重伤,左眼差点完全失明。不明真相的莫耶得知情况,回到沈醉身边,无微不至的照料其生活起居。
于是,沈醉对母亲和戴笠的反对置若罔闻,干脆和莫耶同居起来。一年后,莫耶为他生下一子,沈醉欣喜异常,但毕竟顾忌母亲和戴笠的意见,于是借此机会想劝其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出去工作。
但莫耶很干脆地拒绝了,她直率地说道:“那不行,想把我关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靠男人生活?我办不到。如果那样的话,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能不工作。”
无奈沈醉只好将孩子托给一个姓苏的部属代为抚养,莫耶回杂志社继续上班。
为了理想赴延安
彼时,日本妄图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然暴露,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不绝于耳,各地纷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莫耶也积极奔走,在1936年11月至次年5月期间,特意回家乡福建组织创办抗日妇女识字班,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思想,号召妇女抗日保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刚刚回到上海的莫耶立即加入“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担任编剧和文字宣传。
此刻,沈醉也接到戴笠的命令,将率领一潜伏组秘密进入日本人集居的虹口区,收集日军情报。临行前,沈醉想对莫耶的生活做些安排,便打电话约莫耶去黄浦江边,一个他们谈情说爱时常去的地方。
两人刚刚见面,莫耶的一番话令沈醉大吃一惊,“我们一起去延安吧!”
随着淞沪会战爆发和国民政府对进步人士爱国活动的刁难,陕甘宁边区以其光明和民主成为众多热血青年向往之地,莫耶所在“第五队”想转至西北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寻机前往延安。
莫耶自然想让沈醉随她同离开,却不知此举让沈醉陷入窘境。因为沈醉真正职业是捕杀危及蒋氏政权的共产党人及反蒋人士,眼下让他前往延安,岂非自寻死路?沈醉立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并竭力劝阻莫耶也不要去。
但莫耶坚持要去延安,见莫耶去意已决,万般无奈的沈醉道出了不能前往的苦衷,希望得到莫耶的理解并打消去延安的念头。
莫耶与沈醉虽然平时在一些观点认识上有着很大分歧,但令莫耶万万想不到的是,一个曾经与自己共同生活了近三年的亲密恋人,竟然是个特务,一个迫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莫耶脸色苍白,深深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想不到竟是这样!”说完,扭头就走,消失在茫茫人群中。
莫耶深知眼下去留与否,并不是感情隔阂,而是信仰立场的根本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说追求个性自由、追求妇女解放是其原来的人生目标,那么现在则代之以改变社会弊病、追求民族解放。她毅然选择了放手,独自跟随“第五队”前往延安。
不久,沈醉得知莫耶已经去了延安。无奈之下,只好将儿子送给那家人改做养子。多年后,沈醉将这个孩子送去读航校,1949年这个孩子随校去了台湾,从此音信全无。
延安一曲传天下
1937年10月,莫耶顺利抵达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人生新的一页。当时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多以改名来表“新”革命,她也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莫耶(即莫邪)”,意思是做人就要像鲁迅《铸剑》书中描写的那把锋利宝剑。
到延安后,莫耶和演剧五队的队员们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延安“平等的人际关系,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学习风尚”,深深地吸引了年仅20岁的莫耶,她“走路想跳,开口想唱”。
1938春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莫耶从抗大调到鲁艺第一期戏剧系学习。1938年4月,鲁艺的同学们出了北城门,爬上半山坡,望着城里出来的一队队抗大的同学和战友,听着他们的歌声和口号,莫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音乐系同学郑律成正站在她的身边,看着莫耶激动的样子,就说:“给我写个歌词吧。”
郑律成这么一说,引发了莫耶孕育已久的满怀激情。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夕阳正照耀着山上的宝塔,清澈的延河水,圆圆的月亮正在冉冉地升起。这一切清丽的景象,在莫耶眼前形成了一幅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场面!
宝塔山
她急急抽出笔,把满腔的激情倾泻在小本子上:“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莫耶一气呵成把歌词写好后,写上题目《歌唱延安》,交给郑律成,郑律成看过后,高兴地拿起了!
几天后,在延安礼堂举行的一次晚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歌唱延安》,由郑律成和女歌唱家唐荣枚男女声合唱。莫耶坐在礼堂边上,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想听听观众、特别是毛主席和其他首长们的反应。唱完后,毛主席高兴地鼓起掌来,其他首长们和群众们也热烈地鼓起了掌。
第二天,宣传部门的同志来要《歌唱延安》的歌曲。不久,学院的拿来一张铅印的歌片给莫耶,歌名已改《延安颂》。问她对题目这么改有什么意见,莫耶高兴得跳起来说:“题目改得好!叫《延安颂》好!”
诞生在巍巍宝塔山下、滔滔延河之滨的《延安颂》,是莫耶献给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曲心灵之歌,她倾诉着革命青年的心声,鼓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
这首壮丽的颂歌,成为延安时代的象征。这首歌,带着无数革命者崇高的理想和信念,飞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唱响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歌。
莫耶的名字也随之响彻大江南北。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唱着它,奔向圣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把一腔热血献给新中国的解放事业。
1938年冬,莫耶随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奔赴晋绥抗日前线,任战斗剧团编剧。在此,莫耶编写了大量的歌剧、话剧,用文艺武器为抗战作出贡献。因此,被贺龙称之为“120师最出色的女作家”。
各自安好成传奇
再说沈醉,由于他精明能干,二十八岁时,就当上了戴笠直管下的总务处长,最后成为有少将衔的高级特务。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并逐步成长为地位仅次于毛人凤的军统3号人物。
1938年底,他被派往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在临澧特训班上,他认识栗燕萍。栗燕萍也是湖南长沙县望族之女,叔祖父栗康时,曾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她从小就被母亲送进长沙城唯一的寄宿学校,读书,受教育。
后来,栗燕萍考入胡宗南所创立的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1938年初,转入了湖南常德的临澧特务训练班。栗燕萍就是在训练班当学员时,被该训练班教官沈醉所看中,猛力追求,双双坠入爱河。
按照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规定,作为学员的栗燕萍是不准谈恋爱的,发现后必受严厉惩处。因为沈醉已升为训练班的副主任,另有姐夫余乐醒的关系,终得戴笠默许。更多好文,请戳“从老故事里,读到那个峥嵘年代”。
1938年10月,栗燕萍从临澧训练毕业,分配到军统长沙站情报组当情报员,成为职业女特务,并与沈醉结婚。婚后栗燕萍不再工作,靠沈醉养活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并为沈醉生养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上空坠机身亡,毛人凤接任军统局长,他将沈醉安排到云南,出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少将专员。
1949年12月,沈醉被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在此期间为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有当时在重庆执行完大破坏任务后逃至昆明等候飞去台湾的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等。
后来沈醉被卢汉当成被俘战犯,囚禁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云南解放后被转移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战犯管理所,后同转去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失去沈醉这个保护伞的栗燕萍,移居到香港居住,在沈醉断绝音信一年之后,栗燕萍便在香港改嫁。栗燕萍与沈醉所生的子女先后去了台湾,只有一个女儿沈美娟回到了新中国。
1960年,沈醉在北京获得特赦,即向香港去信和托人传话,希望栗燕萍再回到他的身边了,但换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
沈醉于1965年8月,与40岁的天主教堂修女杜雪洁登记完婚,这即是沈醉的第三次婚恋了。
虽然沈醉经历过三次婚姻,但令沈醉最为念念不忘的还是莫耶。当年,他被派往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时,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寻人启事,寻找莫耶下落。莫耶很快和沈醉取得联系并开始通信,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延安需严加排查敌特,戴笠也反复告诫特训班师生不得与延安亲友通信。
沈醉在信中多次提及希望莫耶离开延安重续旧情均遭拒绝,俩人不久便中断书信往来,从此人各天涯,沈醉才娶了栗燕萍。
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调回延安,不久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总编辑,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她与李克农的外甥、《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1955年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
1986年,莫耶在兰州军区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但她至死都不知道她的初恋、并与其育有一子的沈醉是军统3号人物的真实身份。
那么,沈醉是否知道当时在上海的初恋“白云”就是莫耶呢,当《延安颂》传遍大江南北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莫耶就是自己的初恋白云。
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有人找沈醉佐证莫耶在上海时是否加入特务组织。沈醉当即否定了,也就是这次,沈醉才知道自己的初恋情人是改名后的莫耶。
当年,沈醉除了对莫耶隐瞒了自己真实的姓名和身份外,单就其对莫耶的情感而言,应当说是诚挚的。
正如沈醉在著作中所写道:
“在我内心最深处始终铭刻着她那可爱的身影,始终不得不钦佩她的人格和意志,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杰出女子。”
当沈醉得知莫耶去世时,便在日记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40多年前的知心,一别之后竟成永决,而未能再见一面。一想到上海分手时的情景,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沈醉发自内心,对莫耶迟了半个世纪的真诚道歉。
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的起义通电签字,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缴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他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在莫耶去世10年后,1996年沈醉在北京去世。
莫耶出身豪门,与国民党特务沈醉有婚恋;投奔延安,创作出红色经典,莫耶的人生历程令后人感慨唏嘘。
著名作家杜鹏程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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